文: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王丰
【编者按】：作为经济的增长动力，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在这篇文章中，王丰教授指出，对于经济乐观还是悲观的判断——无论是Eichengreen等定量分析使用的历史个例，还是林毅夫教授引用的几个实现了后发优势的经济体，都没有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
他强调，经验与经济增长要素的原理都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不可被低估。与历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起跑线上。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彻底改变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条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创造了人类历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奇迹之一后，经济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度增长，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
按照比较乐观者的预言，即经济能够以8%的年增长速度持续20年，那么的经济总量将实现近5倍的增长。在人口总量没有显著变化的条件下，这也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将进一步上升5倍左右。届时，不仅早已是世界大经济体，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步入高收入行列。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美好前景，这会发生么？
对于前景的两种不同判断
对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的判断，大体分为两类。首先，持比较谨慎或悲观态度的人认为，那些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并跨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先后转入了低增长速度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人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艾辰格林(Barry Eichengreen)及他的合作者都属于此类。
他们的研究都注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工业化的几十个中，只有13个越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年增长率以30％-40％的幅度在下降，终进入低增长率阶段。这些经济体在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时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1000元。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13年达到10000元。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似乎正好印证了这种根据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Eichengreen等学者在解释为什么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时，引用了几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观察：当经济部门由制造业开始向服务业转移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再与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时同日而语；资本投资在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资本折旧的需要，投资回报率递减；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福利公共开支需求上升，影响生产性投资。社会至今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符合这几个经济增长减缓的条件。
持较乐观观点的学者，如林毅夫和李稻葵等学者，也是基于经验作出推论。林毅夫教授指出，亚洲的几个经济成功发展的案例，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在达到了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5之后，都保持了20年的8%或更高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些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并发挥了其后发优势。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使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5水平，也给发挥后发优势的发展潜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需要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缺陷。
人口老龄化起点低于日韩
笔者认为，以上对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两种判断，都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与以往成功或减速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差别，即人口的加速老龄化。无论是Eichengreen等定量分析使用的历史个例，还是林毅夫教授引用的几个实现了后发优势的经济体，都没有完全考虑社会未来20年及更长时间内所将面临的人口变化的挑战。
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以往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成功案例）不同，将会站在完全不同的人口老龄化起跑线上。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近9%。按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计算，在未来20年中，这个比例将继续攀升至18%。与相比，日本在达到美国人均收入1/5水平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5%，台湾地区和韩国在达到同样相对收入水平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到4%，是现在水平的一半。而由于这些经济体当时拥有比目前更高的生育水平 （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2，台湾地区和韩国接近3，为1.5），它们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低于现在及未来的速度。而当这些经济体完成了它们20年后发优势的高增长之后，人口老龄化水平才相当于当前水平。
也就是说，就人口老龄化条件而言，这些经济体的20年长跑的终点水平是经济未来20年增长的起点水平。如果用简单的历史经验来做推论， 以上几个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无一能避免步入低增长的经济发展路径。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不变价格），从65岁人口占到总人口8%之后（1976年）至2011年的36年间，日本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仅为1.95%，韩国从2002年至2011年间为3.2%，台湾从1997年至2008年为3.1%。
人口老龄化对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显然不会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甚至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会从哪些方面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呢？如果按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都会产生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都意味着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会下降，同时劳动力年龄人口也会老化。
某些认为到2030年还有9亿劳动力年龄人口的说法，不仅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及届时将会出现4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现实，同时也还在沿用已经过时了的1960年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即把15岁至65岁年龄的人口均视为劳动年龄人口。如果用20至59岁的定义，2030年将只有7.5亿劳动年龄人口。尽管退休年龄在未来会不可避免地被推延，但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人口的与相对的减少已是大势。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得益的人口红利已成为历史。劳动力人口变化所导致的不仅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还可能影响到技术创新和提高。
除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之外，过去三十年间人口红利期的另一个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储蓄。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结合子女教育、医疗及养老的预期，加上有利的年龄结构，共同造成了大量的储蓄。根据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的经验所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也开始下降，造成资本费用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上升。
除了上述两个对经济有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外，和家庭在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开支都已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上升，这对未来税收、投资和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影响。在三十多年举世、至今迟迟舍不得放弃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上亿的独生子女家庭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水平上，经济都将继续增长——问题在于，将以怎样的速度增长，以及增长多久。如果能保持较长时间的持续增长，即便是4%或2%，对于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相对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率，这仍将是很可观并且同样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对增长速度预测与判断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做准备。经验与经济增长要素的原理都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不可被低估。与历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起跑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