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有不少中式裁缝上船为洋人修补洋服，并在拆洗和修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洋服的缝制技术。当时，把这些拎着包裹和缝纫器具到外轮上兜揽加工洋服生意的人称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
由于加工洋服的收入十分可观，日积月累，拎包师傅们便攒下钱来，先后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和洋行职员、富家子弟缝制洋服。上海家有相当规模的洋服店，是开设在四川北路8号的“和昌洋服店”，它以承包租界工部局的制服而享誉沪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派服装起源于四川北路。
由于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仍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为了区别起见，便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称作“红帮裁缝”；此外，还有专做布类制服的“大帮裁缝”；统称“三帮”。又由于洋服店是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众、技术、势力。
南京路上早出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是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即市百一店现址）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拥有8开间街面楼房。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定制加工西服；二楼经营批发业务，内设工场，共有从业人员近百人，是当时上海负盛名的洋服店，全部资产达10万银元之巨。
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王财运子承父业，他的门生也都是家乡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才兴、王和兴昆仲开设的“王兴昌”，王辅庆开设的“王顺泰”，王廉芳开设的“裕昌祥”、王丰富、王丰来开设的“王荣康”，王士东开设的“汇利”等洋服店。由于这些洋服店都开设在南京路，故当时商界有“南六大户”之称。此外，王财运门生在闹市中衢其他路段开设的洋服店还有王继陶的“汇丰”，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王增表的“开林”等。由此不难窥见“奉帮裁缝”对海派服装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三十年代，奉帮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另有28家是经营女子时装的。另据资料统计，1937年在今黄浦区的区域里，就有奉帮西服店35家。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上海人穿西服的越来越多，西服店也就越开越多。市场竞争的激烈，使西服的缝制质量相应提高，品种日益增多，风格趋于多样，有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而海派西服则广泛吸取了各派特点，以全面讲究质量而博得消费者的青睐。“培罗蒙”就是海派服装的典范。
“培罗蒙”创办于1934年，开设在南京西路284号，创始人许达昌始终把产品质量作为立店之本。他以高薪聘请了从哈尔滨学艺归来的名师庄志龙、王阿福、鲍召海和沈雪海，业内称“四大名旦”，及方阿土、吴德才、阿阳、阿根“四小旦”。对服装的缝制，他不求迅速，重在质量，缝制一套西服，工艺全过程不下60小时。制作的服装无一不平、直、挺，成为独树一帜的海派西服。
一般地说，当时南京路上各大西服店缝制的西服，面料，款式新颖，做工精细，工价也比较高，做一件西服往往要七工人工，行内称为“七工师傅”；四川路的西服店多数花五工人工，被称作“五工师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西服店都有自己的看家绝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裤呢中式大衣风靡上海滩。尽管当时不少西服店都缝制马裤呢大衣，但以南京路“王兴昌”的产品负盛名。这是因为“王兴昌”选用了德国进口的“孔士牌”马裤呢作面料，并采用精细的制作，因此自然在消费者中口碑载道了。
由于名店和名师的代代相传，制作技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使海派西服名扬四海。
